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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回 询抚臣定清田大计 闻父丧感圣眷优渥（第1页）

春去秋来光阴荏苒，转眼间到了万历五年的秋天。这天夜交亥时，一匹快马自宣武门方向驰来，到了纱帽胡同口，马上骑客一捋缰绳，快马两只前蹄顿时腾空。那人趁势跳下马鞍，向一个正好路过此地的路人打听，张大学士府在何处？因这人浓重的南方口音，路人一连听了三遍才弄清楚意思，便向胡同口内一指，答道：“进去百十来步就是。”听说这么近了，那人不再骑马，而是牵着马大步流星走进纱帽胡同。片刻之后，张居正的府邸大门便被这人擂得山响。

此刻，张居正府上客堂里正坐着两位来访的客人。一位是户部尚书王国光，一位是山东巡抚杨本庵。为何这样两个人凑到一块儿来拜访张居正呢？事情还得从一个月前的一份奏章说起。

从万历二年开始，整顿财政一直是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主要内容，从子粒田征税到万历四年开始的驰驿制度的改革，都使朝廷得到了实惠。单说这个驰驿制度，大明开国后，承唐宋朝廷旧制，在全国各地建有数百个驿站。这些驿站负责在职官员的赴任及出差公干的食宿接送，其费用由驿站据实上禀核实报销。而其长年供用的轿马伕役，则就地征派。驿站归兵部管辖，管理驿站的官员叫驿丞，都是八品衔，亦是兵部提名吏部任命。朝廷设立驿站的初衷，本意是为了公务简便，提高办事效率，但演变到后来就成了一种特权。入住驿站者，照例应有兵部发给的勘合作为凭证。为了发放简便，兵部每年给在京各大衙门以及全国各府州衙门配发一定数额的勘合。持此勘合者，不单出门旅行有驿站接待，一路上轿马官船都由驿站供给，临行还由驿站送上一份礼银。如此一来，一纸小小的勘合就成了官场上身份的象征，一些高官大僚当路要人，不但自己享受勘合之便，甚至其家人仆役都能获沾殊荣。因此，近二百多年来，这大明开国定下的驿递制度，已日渐演变成国家财政的重大负担，全国数百座官驿变成了官员们敲诈勒索游饮宴乐的腐败场所。张居正奏明皇上对驿递制度进行了严厉整顿，对勘合的管理严之又严，规定凡因私旅行者一律不准驰驿，违令者严惩。官员们出门在外在官驿中享受惯了，突然不准使用，都深感不便。更重要的是，出一次远门本是官员们捞外快的绝佳机会，如今不但没有“礼金”收入，沿途住客店还得花去一大笔费用，因此引起了不少官员的不满与抵触，甚至有人给皇上写本子，要求废除这个刚刚实施的“驿传之禁”。张居正决不肯通融，他深知整饬纲纪矫治腐败的艰难，于是对敢于违禁者给予严惩。一年多来，因为违反条例使用驿递或骚扰驿站的官员，被他处分了五十几个。最典型的例子有：大理寺卿赵悖郊游，在京南驿吃了一顿招待筵席，被降职一级。按察使汤卿出京公干，要驿站多拨三匹马载其仆役并索要酒食，被连降三级。更甚者，是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自使用驿站，被言官纠弹。甘肃地处北疆前线，侯东莱又是制虏镇边屡建殊功的封疆大吏，因此有不少人替他说情，小皇上也想下旨“薄责之，下不为例”，张居正却坚决不同意，执意革去了侯东莱儿子的官荫。对别人要求严格，对自己身边的人更是管束得近于苛刻，他的儿子懋修回江陵参加乡试，张居正让他雇了一头骡子骑着回去。他府上一个仆人外出办事，把驿站的马匹用过一回，他知道后，立即把这仆人绑至锦衣卫治罪，杖一百棍遣回原籍。

常言道“政治当明其号令，法令严执，不言而威”，由于张居正善用刑典，且完全不徇私情，一个烂了二百多年的驿递制度，竟被他用一年的时间治理得秩序井然。不仅矫正了官员们据此而营私的痼弊，而且一年还能为朝廷省下一百多万两银子。

由于连续做成了几件大事，再加之深得李太后和冯保的信任，张居正现在成了大明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首辅。在他的治理下，不但吏治清明，国家财政也彻底摆脱了困境。但他知道，近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弊政，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全部芟除。民瘼轻重，吏弊深浅，钱粮多寡，强宗有无，诸多国事张居正都铭记于心，一旦发现问题，便及时纠察处理，决不肯拖延半日。

却说上个月，户科给事中温加礼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，弹劾山东巡抚杨本庵征税不力。隆庆年间，山东一直是粮税大省，可是自万历二年之后，山东上交国库的税银虽略有增加，但其在全国的排名却由第五掉到了第十一名。而原来远远落在后面的如山西、湖广等省却晋升为前八名。山东沃野千里，且近漕河灌溉之便，经过子粒田征课等措施后，为何税赋却不能大幅增收？温加礼便把这责任归咎于杨本庵。

张居正收到从小皇上那里转来的这份奏章后，极为重视，吩咐手下把王国光召来会揖此事。其实，在读到这份弹劾本子之前，王国光就已经注意到山东的问题。当年，王国光与杨本庵同在山西为官，王为抚台，杨为学政。因此王国光深知杨本庵的为人，做事丁是丁卯是卯决没有半点含糊，而且进取心也强。说他玩忽职守懈怠政务，于情理上说不过去。王国光猜想杨本庵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便建议张居正把杨本庵召进京城当面询问。张居正也觉得派人前往调查再等他回来禀报，既费时，还不一定可靠，遂听从王国光的建议，往山东抚衙发了一道加急咨文。杨本庵收到函件，焉敢怠慢，即刻束装北上，他今天下午到京，先去户部拜访了老朋友王国光，然后随王国光连夜来到张居正的府中。

杨本庵担任山西学政时，张居正在礼部尚书任上，还是隆庆二年京城会试的主考官，因此两人并不陌生，但也没有私交。杨本庵这是第一次登张居正的家门。他本是有心人，一看这客堂明窗净几，处处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，就知道主人的心性，对卑鄙龌龊藏污纳垢之事天生反感。张居正自当首辅后，为避嫌疑，极少在家会见官员，但他知道杨本庵是王国光的朋友，故给了他一回面子。

茶过三巡，寒暄过后，张居正开口问道：“杨大人，户科给事中温加礼弹劾你的本子，想必你已看到。”

“下官动身进京之前就收到这道弹劾本子的副本，”杨本庵一谈正事儿就挺直了身子，他看了看王国光，又补充道，“而且，稍后的邸报中，也将这本子全文刊登了出来。”

“温加礼说的可有道理？”

“事实是真的。”

“那什么是假的？”张居正逮住话缝儿问。

“说下官玩忽职守、政务懈怠，这一条是假的。”

“为何不见你的辩疏上来？”

“首辅大人紧急咨文让下官火速赴京，所以就搁下了，而且，这辩疏下官也无从落笔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唉，下官真是有难言之隐啊！”

杨本庵表现出一脸的无奈，两人一开始谈话就弄得气氛很紧张。王国光担心老朋友会错过这次替自己辩解的好机会，便一旁撺掇道：

“中明兄，你有何难处，正可对首辅当面讲清楚，省得让人过话，说走了样儿。”

杨本庵明白王国光的用意，他沉吟了一会儿，缓缓言道：“下官出抚山东三年，何不想扩大赋税做出政绩来，该增的税都增了，普通纳税农户十之八九都照额缴付税银，基本上没有拖欠现象发生，在老百姓身上再挖潜力，那就不是扩大税源，而是搜刮民脂民膏了。”

“谁让你杨本庵搜刮民脂民膏了，嗯？”张居正一拍茶几，怒气冲冲斥道，“山西湖广等省赋税大幅增加，难道都是搜刮民脂民膏？这些省的抚台，未必都是酷吏？”

“中明兄，你对首辅，怎好如此说话？”王国光也急了，赶紧打圆场。

杨本庵躲过张居正咄咄逼人的目光，也不为方才的话辩解，继续言道：

“下官实不想在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身上再打主意，只要首辅大人能帮下官搬开压在头上的两座大山，则山东赋税，还可增加一半。”

“哦？”张居正陡然挺起身子，敛了怒容，急切地问，“请问哪两座大山？”

“一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衍圣公孔尚贤，另一个是第七代阳武侯薛汴。”

一听这两个名字，张居正心里咯噔了一下。作为当朝首辅，他不一定对全国各地的势豪大户都了如指掌，但是，对孔尚贤与薛汴两人，他却并不陌生。却说孔子被列为“大成至圣先师”入文庙祭祠以来，这位圣人的直接后裔便被洪武皇帝册封为“衍圣公”。这一名爵世代世袭。如今的衍圣公孔尚贤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。另一个薛汴，是成祖皇帝的靖难功臣薛禄的七世孙。成祖登基后，封薛禄为世袭阳武侯，其封地在山东。薛家在山东经营了七代，其势力也是可想而知。

“这两人怎么了？”张居正问。

“衍圣公与阳武侯，在山东的势豪大户中，可谓是拔山扛鼎的人物。”杨本庵并不是糊涂官，论及地方上的事情，便恢复了他作为封疆大吏的自信，“但这两人在地方上作威作福，抚衙奈何他们不得。先说衍圣公孔尚贤，在曲阜地方拥有大量的族人佃户。朝廷规定衍圣公每年进京朝贡面圣一次，这孔尚贤趁此机会，让族人佃户替他准备礼品与盘缠，滥加科派。而且，每次进京，对沿途百姓大肆骚扰，所过之处，如同遭到强盗洗劫一般，府县衙门若稍加制止，则受他百般呵斥。如此盘剥还不算，这位衍圣公还把沿途搜刮的货物带到北京贩卖。每年来京一次，总得淹留数月，直到货物卖完才启程返乡。孔子当年周游各国，游说礼教，惶惶如丧家之犬，却不料他的后代子孙如孔尚贤者，竟鱼肉百姓百般敛财，已成地方一大公害。再说阳武侯薛汴，他的先祖是靖难功臣，受封后定居山东，成祖皇帝赐给他的田地有数百顷。但是，历六世之后，到了薛汴手下，这数百顷的子粒田只是薛家财富极小的一部分。一百多年来，薛家不断添置购买土地，如今拥有的田地大约有数百万亩。按朝廷旧制，皇上赏赐的子粒田免征赋税。薛家就是钻了这个空子，兼并那么多田亩，这么多年没交一丝一毫的赋税。今年虽然皇上颁旨给子粒田征收薄税，但薛家田地十有八九不在子粒田数额之内，他所交税项，只是九牛一毛。由于有这两个人挡道，虽然朝廷施行了大得民心且又能增收税赋的举措，但在山东却收效甚微。”

杨本庵一番陈词，张居正与王国光两人都听得瞠目结舌。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不当政不知行事难。张居正设身处地为杨本庵一想，不禁为自己方才的急躁而略有后悔。这时，只听得王国光说道：

“中明兄，你方才这番讲述，不谷听了怵目惊心。只是有一件事咱还弄不明白，你说到衍圣公孔尚贤的问题，是他行为不端巧意敛财，这跟赋税有何关系？”

“只怪下官没有说清楚，”杨本庵歉意地一笑，又补充道，“孔尚贤大量的财富，就来自于本该是朝廷收取的赋税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